这里的日子单调得让人绝望，早晨和晚上的饭菜总是一成不变，中午虽给米饭，可那米饭看着白得可疑，凑近一闻，一股霉腐味儿直钻鼻腔，放进嘴里嚼嚼，半点香味都没有。菜呢，汤少了，干巴巴的东西多了，却始终不见半点荤腥。至于睡觉的大板铺，那股混杂着汗臭和霉味的气息，简直难以形容，光想想就让人作呕。我心里不禁犯起嘀咕，这地方怎么比看守所还不如？以前劳改犯常说：“阴间有地狱，人间有监狱。”依我看，这工地简直就是地狱中的地狱。我怎么又落到这般遭罪的境地？不行，不能再干下去了，再这么继续，我非得把命丢在这儿不可。
“你以为这是你家啊，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？”组长横眉竖眼，那凶狠的模样仿佛要把我生吞活剥。
我不仅没走成，还结结实实地挨了好几个大嘴巴子，之后只能乖乖回去继续干活。人家说了，到月开工资，平时要是想买烟、买手纸，可以借点零花钱。可那借的一点点钱，根本不够买别的东西啊。
好不容易干到月底，想着应该能开支了吧？结果会计出差了，说下个月一起开支。可到了下个月，依旧没开，各种五花八门的理由等着我。哎，真他妈倒霉，遇上黑包工了，白白干了活却拿不到钱，晚上还经常加班到半夜。我实在受不了了，必须得逃！早就偷偷踩好点了，钱是肯定要不回来了，但我得想别的办法把应得的捞回来。
发挥我“特长”的时候到了。什么时候防守松懈，什么地方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出去，哪里放着值钱的东西，这些我都摸得一清二楚。时机一到，我就开始行动。管天管地还能管着人拉屎放屁不成？顺着那狭窄的尿屎道，一晚上我能往返两三趟，把偷出去的东西找个隐蔽得不能再隐蔽的地方藏起来，然后若无其事地回去睡觉或者干活。
我不仅不逃了，还跟他们玩起了游击，躲猫猫。你们不仁在先，就别怪我不义了。那些东西不管他们怎么换地方，我都了如指掌，毕竟我是力工，是他们眼中的自己人，他们不但不防备我，还让我亲自参与搬运之类的活儿。哼，累死他们也想不到是我干的！可再仔细一想，这样下去不行，时间长了，再周密的计划也容易露出马脚，夜长梦多啊。
“组长，我肚子疼，疼得实在受不了了，我得去医院。”我双手捂着肚子，装出一副痛苦不堪的样子。
“那就去吧，反正几千块工钱还压在这儿呢，量你也不敢不回来。你要是不回来，我们再雇别人就是。不过这个月底可要开支了，你自己好好琢磨琢磨。”包工头一脸的满不在乎，仿佛吃定了我。
“别他妈拿我当傻子糊弄！再信你们这套，我就是孙子！”我心里暗骂，拿着预支的五百元，头也不回地溜了。出了工地大门，我感觉自己就像刚从一个牢笼里挣脱出来，却又仿佛又踏入了另一个无形的看守所。好在这段时间没白忙，偷来的东西能抵不少钱呢。那些东西一卖，刚好和我应得的工资差不多。你问他们丢了什么东西？他们能防备得了我吗？再说，他们根本不敢报案——那么多工人被他们软禁在这里，警察来了他们的麻烦可就大了去了。
藏哪儿了？呵呵，运气不错，附近有一片没人住的破房子，荒得很，八百年都不见个人影。这个工地是在原来的居民区拆迁后盖起来的，不远处还有没拆迁完的地方，藏点东西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儿？
我蹲在拆迁废墟上数钱，钞票上还沾着斑斑的水泥灰。远处推土机的轰鸣声突然变得模糊起来，仿佛变成了管教的电棍声，我猛地一下撕碎了一张小额钞票——那上面被人写上去的数字，像极了判决书上那冷冰冰的刑期。
我给自己留了点生活费，剩下的钱全都汇回了家。这算是我第一次正儿八经地“挣”钱吧，虽然这钱挣得有点不那么光彩，说是靠自己劳动挣来的吧，又不太对，说是偷来的吧，好像也不全是。反正没白干，那时候心里还挺自豪的。心想这要是能按时开工资，或者三个月一支付，那该多好啊，这钱花得也能理直气壮、光明正大。可没办法，谁让他们不给我开工资呢？不开工资就算了，还骂我，有时候甚至动手打我。不偷他们的，我都觉得对不起自己。这毕竟是我活了三十多岁第一次“赚钱”，多少还是有点遗憾在里头。不过管他呢，反正我没白干，肯定比那些人强多了。这么一想，我又来劲了，隔三差五地就想去一趟。但后来仔细一想，不能再这么下去了，什么事儿都得有个度，把握不好分寸，迟早得出事。于是，我决定还是去人力市场碰碰运气。
省城很大，劳务市场可不止那一个。我决定换个地方，去离那个工地最远的 X区。在一个小公园旁边，我找到了新的人力市场。这里的工种丰富多样，来雇工的人也不少。第二天，我正准备离开的时候，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的男人凑了过来：“我搬家用三个力工，一个多小时的活儿，每人三十元，有没有人干？”
他镜片后的目光在我结实的手臂上停留了两秒，那眼神让我心里微微一紧。我注意到他无名指上的戒指泛着旧银的光泽，袖口还沾着星点脂粉——像极了姚红当年补妆时不小心蹭上的痕迹。不知为何，我心里涌起一股莫名的警惕。
他刚喊完，我就迅速窜了过去：“我去，我是力工。”他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，仔细瞅了又瞅，然后对我笑了笑。这一笑，差点没把我的汗毛给吓得立起来。那笑容既不是苦笑，也不是似笑非笑，更不是笑里藏刀，总之让人浑身不自在。我心里犯起了嘀咕，这人怎么这么奇怪？但又一想，管他呢，我干的是活，他给的是工钱，他爱怎么笑就怎么笑吧，挣这三十块钱够我活一天呢。
他第一个就选中了我，随后又另外挑选了两个力工。没走出去多远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先打发走了一个，没过一会儿又打发走了一个。我心里顿时警铃大作，站住不走了：“你一开始说用三个力工，现在辞了俩，三个人的活我一个人怎么干得过来？”
“哎呀，没事儿了，今天少搬点儿，他俩的工钱全给你，你还是干一个人的活儿，你呀，真是个实心眼儿。”他说话的时候，指尖轻轻翘着，那姿态就像捏着无形的绣花针，透着股说不出的怪异。
管他呢，干一个人的活却能领三个人的工钱，这种好事不干才是疯子。我又看了看他，他比我矮，比我瘦，细皮嫩肉的，皮肤还特别好。我心里寻思着，就他这样，我一拳能把他打出三个滚，我还怕他不成？
我跟着他拐进了老城区的筒子楼。楼道里弥漫着煤炉的气味，墙皮剥落的地方露出半截“计划生育好”的标语，透着一股陈旧的气息。上到三楼，他掏出钥匙开门时，我瞥见他手腕内侧有一个蝴蝶纹身——和姚红后颈那个一模一样。我的心猛地一缩，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。
这哪像是要搬家的样子？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，还弥漫着浓重的香水味。我心想，可能是女主人喜欢吧，毕竟香味总比臭味强。
“先喝点水。”他递过来的玻璃杯边缘有淡淡的口红印。我盯着墙上唯一的相框，那是一张褪色的京剧剧照，剧照里的他扮相俊美，水袖翻飞间露出锁骨处的胎记。
“这是你？”我指着照片，语气中带着一丝疑惑。
他正往酒杯里倒酒，手微微颤抖着：“十年前在团里，扮虞姬。”
“后来呢？”我追问道，心里对他的故事充满了好奇，同时警惕也丝毫未减。
“后来……结婚了。”他突然扯开衬衫——左胸上有道蜈蚣似的疤痕，“她用剪刀扎的。”
听到这儿，我心里一颤，但表面上还是强装镇定：“那往下搬什么？”我急于结束这个有些诡异的对话，赶紧开始干活，拿了钱走人。
“忙什么嘛哥，你先喝点水，等我一下啊。”他又给我倒了杯水，那眼神让我觉得他似乎还有什么别的目的。